一排女工在生产线上埋头工作时，一名留着寸头、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男子笑容满面地在车间里摇摆起舞姿，这是“互联网招聘师”吉良元的短视频中常见的一幕。

9年前，吉良元是一名蓝领工人，有过迷茫，但他从未想过“躺平”。如今，他用直播招聘架起工人和工厂之间的“桥梁”。

一直以来，封闭的就业获取渠道让蓝领群体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求职最困难的群体之一。但他们仍然希望能依靠自己的双手拥有一份满意的工作，“直播带岗”正在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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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领工人成长为“车间里的舞者”

1992年，吉良元出生在江苏盐城。18岁那年，他辍学参加工作，“没啥事情做，就和母亲在家附近捞捞死鱼，卖了赚点钱。”吉父不支持妻儿以捞死鱼谋生，家人因此发生争执，吉良元于是想出去走走看看。

2012年，吉良元从老家来到江苏昆山，那里作为首个GDP突破5000亿的县级市，拥有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每年能吸引上百万人前来就业。

吉良元最终通过劳务中介进入一家工厂工作。可不到三个月，他就因工资发放不规范离职。这也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传统招聘渠道招工的顽疾之一：前期信息不透明或存在虚假信息，或是务工者需求与企业用工需求间匹配度低，都会导致企业留不住工人。

2014年，吉良元再次来到昆山，这次他通过亲戚介绍得到一份电镀工的工作，合同期五年，他正式成为一名蓝领。那时，吉良元每天的工作是把螺丝表面的锈迹洗掉，再给螺丝镀上锌等金属。电镀车间没空调，要穿橡胶靴，戴围裙、手套、口罩和护目镜，夏天高温难耐，汗水时常沁透衣衫，冬天又冻得让人忍不住跺脚。虽然枯燥、重复，还带有一定危险性，但农村出来的吉良元坦言：“真没有觉得累。”

凭着一股韧劲儿，他很快当上班长，工资从4000元涨到6000元。

2017年，短视频平台流行开来，这给吉良元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看到有粉丝的主播直播能赚钱，我觉得自己也能试试。”一次，吉良元带着同事在工厂里拍的跳舞视频意外“火了”，得到30块钱打赏，这让他大受鼓励，从此更加努力，“我记得很清楚，那是男厕所的第三个门，跳完出来，浑身都是汗。”

凭着创意和努力，吉良元逐渐积累到100多万粉丝，平台上的打赏越来越多。从一名蓝领到网络主播，吉良元所代表的蓝领群体也在经历着代际更换，90后新生代蓝领群体“接棒”成长为蓝领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

蓝领工人吉良元成为短视频主播后，不只收入有所提升，还改善了与父亲的关系。他在短视频里呈现出的搞怪性格，让家人收获欢乐。

直播间里细心的互联网招聘师

2021年前，吉良元给自己的定位还是一名“蓝领娱乐主播”。在那年之后，他彻底转换赛道，成为一名“互联网招聘师”。

当年6月，偶然的一次机会，厂领导建议他利用自己的流量来帮厂里招工，想着如果成功，也是为企业增加一种招聘渠道，于是吉良元开始第一次直播招聘。

当时，有三家人力资源公司同时为工厂招人，但用工缺口还是不小。连续半个月，吉良元利用自己的视频号说明详细介绍岗位职责、待遇薪酬，还在直播中拍摄工厂的住宿环境、食堂、园区情况等，“半个月就招进来70多人，效果明显。”他自己因此获得丰厚的奖金。

之后的一个月，虽然没有再直播，但仍有30余位求职者前来询问，这让吉良元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可以全职做直播带岗？

2021年12月，吉良元成立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开始专职从事直播招聘。他觉得，相对于传统的招聘模式，直播带岗更透明，信息更对称，“企业有用工缺口找到我，对接后我会实地调研拍摄，然后再通过直播和短视频的形式展示给求职者。大家还可以在直播间实时提问，我在线解答。”

吉良元的直播招聘追求“有一说一”，但每次讲到工资待遇，他总会说得比实际低一点。吉良元告诉北青报记者，根据他的经验，用工企业急需用人时，劳务公司迫于“限时招满人”的压力，常会虚报工资，所以少说点更稳妥。

“工人到岗发现与前期企业承诺的大相径庭便会离开，行业称这种情况为‘7天流失困境’。”所以吉良元除实地考察外，还会留意一些工友们关心的细微问题，比如厂区宿舍是否有夫妻房、上班是坐着还是站着……

吉良元认为，直播招聘能起到一定的“场外监督”的作用，如果工人有纠纷或有诉求，可以直接在直播间连麦，自己也能实时解决问题，“但凡事无绝对，也会有一些不良中介不清不楚地招人，片面化呈现工作环境，甚至拉黑一些敢于直言的粉丝。”

“我只想做到诚信，诚信第一！”吉良元在短视频介绍页这样写道。“除去三四个月的(招工)淡季，今年应该能帮一万多人找到工作。”如今，吉良元在昆山已经有七八家固定的合作企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做两场招聘直播。他对今年的行情充满信心，打算再招30名到50名业务员，培养3名到5名主播。

新生代蓝领求职更注重自我需求

无需投递简历、留下联系方式即可报名的便捷式求职流程，降低求职的门槛，提高劳动力供需匹配效率，为更多蓝领劳动者成功求职提供可能，真正实现工作“触屏可及”。

从未离开过家乡的杨福，因眼睛有先天残缺，自童年起便遭受许多异样的对待和嘲笑，他因此将自己封闭起来，变得越来越自卑。小学没有毕业，他就选择到邻近的县城工地打零工，下班以后他会去捡破烂，农忙时帮父母干活，但每个月却只能得到八九百块钱的收入。

2018年，杨福的父母接连病倒，生活的重担一次性压到他的身上，家里糟糕的经济状况让没正式工作过的杨福萌生外出打工的想法。在姐姐的帮助下，杨福与招聘主播取得联系。面对厂里不同的目光，杨全福内心满是焦虑，但在主播的鼓励下，他勇敢迈出了第一步，最终成功入职了光伏厂。现在他一个月有6000多元工资，比过去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吉良元的直播间里，蓝领求职者很关心“工作会不会枯燥”“是不是坐着干活”等问题。其中，最多被问及的是自身安全问题。例如，当材料厂等进行招聘时，就会有“需不需要穿防尘服”等问题出现。年轻的蓝领群体对这类问题更加敏感。

食宿环境是影响蓝领群体是否继续留下来工作的因素之一。当代的“厂弟厂妹”不单只追求高工资，他们变得更在乎自身的生活质量。还有很多年轻求职者，想要在工作的地方解决婚姻大事，与异性建立情感联系，这其中以男性求职者居多。

有相当一部分求职者会在意工头的态度，他们更希望在自身吃苦耐劳工作的同时能获得企业和上级主管的尊重与认可。

此外，蓝领群体希望通过自身技能谋求一份体面工作，希望能够获得职业发展，如职位晋升、技能提升等。在直播间和短视频留言中，有不少求职者关心企业“有没有技术培训”。有一定学历和技能的求职者更希望能够获得职级晋升的机会，会提出“专科成为正式工后会不会成为管理层”“正式工可以去管理岗位吗”等问题。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告诉北青报记者，新生代蓝领相比第一代，他们依然很努力，没有多少“躺平”的，只不过更注重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时代给了他们更多选择的机会”。（北京青年报文/本报记者朱健勇实习生田璐瑶）